今天的上海南昌路48号，历史上是陶尔斐斯路56号，此处，矗立一幢具有百年历史的小洋楼。

1924年经申请通过后不久，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二层小洋房在此出现。建筑面积440平方米，其八角亭的外形十分特殊，与周围建筑风格并不相同，但是环境幽静，光线充足。

自建成后，上海中山学院、华侨联合会、国立音乐院、大同幼稚园、上海剧院乐剧训练所等在此先后登场——

这里留有蔡元培、孙科、戴季陶、许崇智、杨杏佛、李石曾、潘公展等的身影，也留下秦邦宪（博古）、沈雁冰（茅盾）、杨贤江、董健吾、谭筱影的足迹，还有萧友梅、陈大悲等艺术家余音绕梁的吟唱，他们共同构成了陶尔斐斯路56号的多重历史镜像。

设计图。作者提供。

纪念孙中山：中山学院的创立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孙中山先生永久纪念会组织大纲》，对纪念中山的活动进行了详细规定，上海的中山学院于1926年由许崇智、孙科、伍朝枢、邓泽如、戴季陶、邵元冲等十余人发起，并推选邵元冲为中山学院院长。

根据1926年1月24日《申报》报道，上海中山学院经过数月筹备，已经准备就绪，将进行招生考试。经历前期的招生考试和筹备。3月15日，陶尔斐斯路中山学院正式举行开学仪式。此后，戴季陶曾在中山学院发表演讲，题目为《孙中山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山学院经费不足，不久便被迫解散。关于中山学院的具体地址，在1926年11月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告中指出，陶尔斐斯路56号为“中山学院旧址”，这也表明陶尔斐斯路56号曾作为中山学院教学场所，这也是较早记载关于陶尔斐斯路56号的相关情形。

中山学院离开陶尔斐斯路56号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即迁入此地，那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在陶尔斐斯路56号，国民党左翼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通力合作，共同为北伐军进入上海以及国民革命贡献力量。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遗址旧貌。资料图片，图源：《黄浦·红色起点》黄浦区档案局（馆）“黄浦记事”公众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遗址旧貌（原辣斐德路永裕里83号）资料图片，图源：《黄浦·红色起点》黄浦区档案局（馆）“黄浦记事”公众号

音乐学院在此初建

1927年后，陶尔斐斯路56号先后成为了国立音乐院、外交部侨务局、大同幼稚园以及华侨联合会的会址所在。

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呼吁建立一所专门音乐学院，并向财政部筹募建院经费。1927年10月底，财政部批准了国立音乐院建院经费，11月，萧友梅等人创设的国立音乐院正式登报招生，院址设在上海陶尔斐斯路56号。

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正式开学，蔡元培担任院长，但国立音乐院第一次录取学生较少，共录取学生23人，于11月16日先行上课。国立音乐院最初筹划设立四系，分别为理论作曲系、钢琴系、小提琴系、声乐系，由于初次招生且录取学生较少，因此并未分系设置。

至1928年5月，国立音乐院共有学生45人，预科2人、专修科25人、选科18人，还聘请了俄国以及意大利音乐家安多保、马尔切夫等指导学生。由于陶尔斐斯路56号院址狭隘，既无宿舍，各项教室亦不敷用，1928年1月，国立音乐院决定迁移到霞飞路，并分设男女宿舍。

音乐学院资料图片。作者提供。

国立音乐院迁走后，1928年1月，陶尔斐斯路56号又成为外交部侨务局的办公地。直至该部门于1928年9月被裁撤。此后，尚无记载证明陶尔斐斯路56号的使用情况，一直到1931年大同幼稚园迁入后，才有相关记录。

毛泽东的3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被送到上海。

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挂牌营业，董健吾任园长，王弼任顾问。董健吾特地请于右任书写园名，悬挂于幼稚园门口。1930年底，互济会领导人兼大同幼稚园行政负责人谭筱影陪同两位国际友人来园参观，外宾提出园内场地狭小，缺少游戏场所，不利于孩子健康。地下党也考虑这里离公共租界巡捕房较近，不利于隐蔽。

大同幼稚园师生合影。资料图片。作者提供。

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后，1931年，在毛泽民的提议下，大同幼稚园迁至陶尔斐斯路56号。大同幼稚园迁入陶尔斐斯路56号除得到蔡元培的帮助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陶尔斐斯路56号位置较为偏僻，方便隐蔽，并且租金低廉，大同幼稚园能够负担。1932年3月，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4月华侨联合会将陶尔斐斯路56号作为其新会所。

华侨联合会是1911年成立后成立的第一个华侨团体，是联络海内外华侨的总机关。1932年华侨联合会恢复，迁入陶尔斐斯路56号，此时国内各界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作为爱国华侨团体，华侨联合会在陶尔斐斯路56号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华侨联合会先后出版了《华侨旬刊》《华联旬刊》杂志，通过杂志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介绍国内国货信息，鼓励华侨归国投资。其次，华侨联合会还多次组织慰劳茶话会，邀请相关人士介绍前线情况，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最后，华侨联合会还曾开办暑期日文版，希望号召更多人学习日文，进而了解、研究日本，寻找救亡道路。从1932年4月至1934年9月、10月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先后离世，华侨联合会被迫停顿，两年多时间内，华侨联合会一直在陶尔斐斯路56号办公。1935年华侨联合会呈侨务委员会呈文中，华侨联合会表示为迁移会址，请予备案，华侨联合会于4月1日迁移到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屯80号。

大同幼稚园与华侨联合会在陶尔斐斯路56号共计待了近4年时间，也是在陶尔斐斯路56号所待时间最久的机构。

华侨联合会在陶尔斐斯路56号资料图片。作者提供。

此后，1935年2月，在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的倡议下，由潘公展、陈大悲在陶尔斐斯路56号组织成立上海剧院乐剧训练所，用于培训演员。

在历史风云诡谲的变迁中，陶尔斐斯路56号不只是一处地标，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变迁、海内外华侨奋斗历程、现代音乐艺术发展以及“红色摇篮”的见证者。

【海上记忆】陶尔斐斯路56号：一座建筑的多重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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