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号召勤俭、抑制消费的大背景下，上海工人阶级的消费转向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服装上的精致、时尚与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消费、浪费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如果说青年女性尚且能在模糊边界内找到讨价还价的空间，那么男性在追逐时尚和潮流的过程中则承担着更多的舆论压力。在这方面，工厂“阿飞”即为最典型的一例。“阿飞”作为近代上海的特产，一度被视为平民时髦人。新中国成立后，“阿飞”被定性为美帝文化的产物、旧上海的遗毒。原本聚集在里弄、学校的“阿飞”逐渐流动至工厂，青工成为“阿飞”的重要来源，时髦男工面临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考验。

大上海、小“阿飞”

“阿飞”这一称谓来自洋泾浜英语。在有限的学术成果中，“阿飞”均被纳入流氓的范畴，呈现刻板、片面和静止的形象。“阿飞”是近代上海的特产，其典型打扮是“三包一尖”（奶油包头、裤子紧包腿臀、小裤脚、尖头皮鞋）。他们既非上流青年的打扮，又多少有点摩登的意思；有几分“纨绔子弟”的味道，又夹杂些“轻浮的举止”。

在《“阿飞”正传》中，程乃珊详细描述了这些平民时髦人的前世：

唯有当时一批洋行外资做office boy的低等文员，一些缺少管教的高中生，还有工厂里一些较新派的又有点文化的年轻工人，他们穿三件套西装太昂贵也不合适，穿爱国布学生装又太老土，就花花小钱让裁缝做身小裤脚管花衬衫，在休息日约会下如《林家铺子》里林小姐这样的小家碧玉，去大光明看场《出水芙蓉》，或者是在“白玫瑰”“南京理发店”做美甲小姐的女朋友，去百乐门“蓬嚓嚓”一下，是平衡他们小男人内心最有效的一着。

旧时洋学生与上海滩的白领常称那些标新立异、打扮得引人注目的人为“这位阿figure朋友”，或是评论某些前卫的装扮时来一句“迭（上海话，意为‘这’）个人蛮飞的”。40年代从国外传来一种新式舞蹈，“两人对舞，摇头晃脑，抽肩膀，扭屁股”，上海人改曲谱名为“满场飞”，亦可以从中窥见“飞”字的独特内涵。在时人眼中，裤脚管细得像笔管、花得耀眼的衬衫、尖头皮鞋乃至乘势凌空的“飞机头”，不过是爱漂亮的都市儿女的生活剪影。上海著名消闲小报《小日报》还有一撰稿者常以“阿飞”自称，“阿飞”在旧上海之流行可见一斑。

飞机头

无论是“阿飞”这一称谓还是他们的典型装扮，均是美国文化与上海都市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对其影响最大的又是好莱坞电影。除了侠义爱情诙谐片、牛仔频繁出没的美国西部片外，在好莱坞明星中间风靡一时的飞行热，也直接推动了“阿飞”的产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大包头”“奶油包头”在当时被称为“飞机头”，“阿飞”也被戏称为“小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阿飞”多被冠以“小”，与沪上另一群体“老克勒”（洋泾浜英语，克勒即“color”）相对，展示了另一个年龄层次与时髦档次。“阿飞”之“小”首先体现在年龄上，他们中以一二十岁的青少年为多；其次，他们徘徊街头，以奇特的衣着为炫耀，偶尔做一些起哄、欺骗、调戏之类的“小恶”，或者是跟着“大坏蛋”后面做点“小坏事”。

当时上海男青年中不乏以中山装配花呢法兰绒、镂花鞋者，而烫着波浪式的人造卷发、大穿标新立异人民装的也不在少数。“三包一尖”之所以迅速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它们堂而皇之地再现了美帝文化，显示一些青年仍以模仿美国生活方式为荣。从1950年6月开始，配合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文艺界开展了一场清理好莱坞电影、肃清崇美思想的运动。刚刚创刊的《大众电影》随即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声讨好莱坞电影将好青年变成了“小阿飞”。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作家黄宗英将“阿飞”视为穿着红红绿绿的衬衫、小裤脚管，嚼着橡皮糖，整日在电影院门前徘徊，既没有家又没有国籍的海派青年们；而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于伶则直接将“小阿飞”视为青年人受美国影片毒害的明证。从1950年9月开始，《文汇报》又以“你对美帝影片看法如何?”为主题在工、农、商、学中间展开了对美帝影片的讨论。不少青年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受好莱坞电影毒害而变成“阿飞”的经历，从而将运动推向高潮。

不过，就在文教领域批判好莱坞电影的同时，一系列以“阿飞”为主题的滑稽戏却纷纷出炉，抢占上海娱乐市场。多家滑稽戏剧场竞相以“阿飞”故事编成剧本进行演出，一时间“阿飞”戏满天飞。刚刚解放、生意不好的戏馆子，因上演“阿飞”戏而“出乎意料的（地）生意好起来了”。各剧场上映的“阿飞”戏均十分卖座。上海的“阿飞”戏轰动一时，还吸引了香港片商来沪接洽，计划将其拍成电影。

滑稽戏多反映城市市民的日常生活，主要受众是普通劳动者。文艺界对“阿飞”戏的批判愈燃愈烈，工厂对“阿飞”戏却兴趣不减。“新都”“新新”滑稽剧团应一些工友俱乐部之邀，专赴工厂表演。“阿飞”戏的问世与卖座，从侧面证实了“阿飞”文化在上海普通市民中仍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在好莱坞电影遭到清理的同时，“阿飞”戏也呈现取而代之、再续“阿飞”形象的态势。

“飞”进工厂

1954年9月1日，上海团市委对解放后上海青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上海仍然存在着不少流氓团伙，诱使青年逐渐走向堕落。根据上述情况，团市委向市委和团中央请示，提出在全体青年中开展一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的建议。1954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呼吁各地坚决肃清流氓、盗匪，称有些流氓、盗匪诱骗青少年犯罪，少数不法资本家则用金钱、女人、淫乱书画和下流娱乐场所的吃喝玩乐生活来勾引意志薄弱的职工走上流氓、盗匪的道路。11月14日，《人民日报》再发表社论，认为一部分资本家正利用金钱、色情引诱青年工人，企图使他们腐化堕落，新中国第一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正式揭开帷幕。

在宣传动员阶段，团市委选择以负面典型、正面典型、青年自己受腐蚀而后又转变的典型，针对不同的青年进行教育。除了此前已经在全国进行推广的负面典型中学生马小彦，上海方面还树立了两个青工的典型——国棉十九厂女工傅宝娣和国营第二纺织机械厂青年工人马承伦。傅宝娣原是国棉十九厂的修布女工，后来逐渐厌恶生产劳动，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开始浓妆艳抹，流连于舞厅，并在结识了“小开”王开生之后，在王的引诱下堕落了。马承伦1951年进厂，同样因结识了流氓朋友而频繁出入溜冰场、舞厅，后因打架被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教育后回厂。回厂后的马承伦并没有被工友和厂里的领导放弃，而是在他们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下发生了转变。

她上了圈套

这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引起了青年及其父母对“阿飞”的关注。不少父母以前对“小阿飞”并不在意，但看了傅宝娣、马小彦的故事之后，开始意识到事态的重要性。不少男青工过去认为出去“白相”是自己的自由，现在也意识到需谨言慎行。

由团市委主导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尽管呈现很强的温和性，但意义不容小觑。与此前主要将学校作为思想教育的主战场有所不同，这场道德教育无论是主战场还是运动对象都发生了转移。教育的主要对象从学生转向青年工人，这一方面固然与知识青年进入工厂，为工厂的青年们送去了另一种文化形式有关；另一方面也揭示出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即原本应该更为纯洁的工厂反而为亟待清理的基层文化提供了生存土壤。

在傅宝娣等人的故事中，“跳舞厅”均作为他们堕落的关键场所而存在。实质上，截至1954年9月底，旧上海所有的舞厅与音乐厅均已停业、转业，取而代之的是各单位举办的集体舞会。舞会起初作为健康的文娱活动而受到各方面的鼓励，但随着问题不断出现，各方批评也纷至沓来。有不少读者向党报去信，称有单位以组织的名义开办个人舞会。由于舞会中女性通常比较稀缺，不少单位向社会上分发舞票邀请舞伴，参加的人成分复杂。部分青年工人不能正确处理娱乐和工作的关系，因痴迷于跳舞而影响工作的情况比较普遍。

站在工厂的角度上看，工厂舞会之所以似禁未禁且风靡一时，除了工人业余生活的需要，青工的婚恋问题才是要因。“工资上百元，政治上党员，专业上技术员”以及“一粒星太小，三粒星太老，二粒星正好”等沪谚说明了当时青年女性的择偶意向。尽管工人在城市中逐渐树立起领导阶级的形象，但青工（尤其是年轻的产业工人）和学徒级别低、工资少，在上海的婚恋市场上并不占优势。加上不少男青工并未形成正确的恋爱观，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不少男青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滋生了不正常的情绪。而鱼龙混杂的工厂舞会，给男青工与其他青年女性接触提供了一个空间。

除了“工钱要大”，青年女性对恋爱对象“不要土里土气”“面孔要漂亮”的要求，也促使男青工向一种“阿飞”式的平民时髦靠拢。社会上的“阿飞”普遍会玩，出手大方，很多小姑娘很羡慕。“阿飞”奇特的装扮又很容易引起女人们的注意。不少男青工为找对象而结识“阿飞”并效仿。

“阿飞”的异化

在第一次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中，“阿飞”虽“飞”进工厂，但仍未改受害者的形象，工厂“阿飞”与流氓、盗匪泾渭分明。从1957年开始，伴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阿飞”开始与流氓被相提并论、等而视之，侮辱妇女的流氓行为开始取代“三包一尖”成为“阿飞”的主要特征。相较于此前作为平民时髦人的“阿飞”，以及被视为跟着大坏蛋后面做点“小坏事”的“小阿飞”，此时工会干部眼中的工厂“阿飞”，其内涵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1957年6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就流氓“阿飞”问题发表讲话，呼吁各工厂企业、学校和家长、社会各方面，都应该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同时表态“对罪恶严重和屡教不改的，须依法制裁”。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公安部门再次开展了对“阿飞”的打击行动。1957年8月，榆林区法院公开宣判了四名犯有偷窃罪行的流氓“阿飞”分子。这4名流氓“阿飞”分子都是青少年，其中就有青工和学徒。他们“平素不务正业，吃喝玩乐，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还利用工人身份，钻进交谊舞会偷窃，骗吃骗喝，引诱青年赌博。而伴随着新一轮的打击“流氓阿飞”行动，一度消沉的“阿飞”戏再度以配合教育的姿态卷土重来，“阿飞”戏也重新呈现出越打击越流行的态势。

从1957年5月17日开始，滑稽剧舞台上出现了满眼“小裤脚”“花衬衫”的情况。短短一个月间，上海舞台上出现了包括《阿飞总司令》《阿飞制造厂》《阿飞展览会》《男女小阿飞》《阿飞轰炸机》《阿飞集中营》等在内的一大批“阿飞”戏。这些“阿飞”戏虽然名字不同，但情节却十分相似。故事开头基本上是“阿飞”去引诱青工或学生，使他们堕落，故事的最后往往是公安部门逮捕了“阿飞”。这些剧目原意是配合公安部门取缔“阿飞”流氓的工作，但由于“很少揭露阿飞流氓的罪行”，反而在“漂亮的幌子下面，渲染、描写和展览了阿飞的糜烂生活方式”，因而被认为正迎合了“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体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庸俗下流的意识”，很快成为文艺界进行批判的对象。

滑稽剧《阿飞总司令》海报

除了被认为是有声有色地再现了“阿飞”形象，“阿飞”戏的另一个特点在于，音乐伴奏绝大多数采用了旧上海跳舞厅、美国电影里的爵士音乐与歌曲。尽管故事情节异常简单，但“阿飞”戏把“阿飞”的特点刻画得绘声绘色。不少“阿飞”戏专门加入了“阿飞”以“钞票少、干活累”等理由动员青工脱离生产、一起“白相”的细节。有工人反映，“阿飞”戏“在演出上也很通俗”，能满足一般工人的口味。“阿飞”戏也深受青工欢迎，还有工厂集体购买“阿飞”戏的团体票。而青年工人中出现的流氓“阿飞”也被认为多是受到了“阿飞”戏的不良影响所致。这一时期对于问题青年的态度从此前的教育为主走向严惩，加速了性质本较轻的“阿飞”与性质相对恶劣的流氓的合流。以“三包一尖”和“奇装异服”为典型特征的小“阿飞”内涵暂时隐退。

1961年底，团市委在全体青年中开展了新一轮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典型厂，彭浦机器厂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厂发现的问题青工主要活动包括深夜出去“盯梢”“吃豆腐”或以偷窃的方式获得资金，用于请人溜冰、看戏、“上馆子”以及“勾引侮辱妇女”。团市委的干部在进行调查和分析时，又将这些人划分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流氓“阿飞”分子，即以吃喝玩乐为生活目的，经常成群结队出入公共场所，“勾引调戏妇女，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其中一些人进行投机贩卖、偷窃、扒窃、赌博活动以获取经费，有时为了争风吃醋还聚众斗殴；第二类是有严重流氓“阿飞”习气的青工，表现为学流氓“阿飞”的样，盯女人的梢，跟着流氓“阿飞”分子搞投机贩卖、偷窃、赌博等；第三类是有流氓“阿飞”习气的青工，他们有一段时间跟“阿飞”出去，模仿阿飞的打扮，但自己的单独活动少。

这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运动重返1954年共产主义道德运动的轨迹，再次遵行“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工厂通过邀请老工人作报告、推荐好书、举办讲座等方式，对这些流氓“阿飞”分子以及有流氓“阿飞”习气的青工进行思想教育。在运动推动的过程中，团市委反复强调基层团组织应执行耐心教育的方针，即使对那些情节严重必须法办或劳动教养的流氓“阿飞”也要作具体分析。

这一时期的“阿飞”以溜冰场、文化馆、公园为主要活动空间。从1958年起，交谊舞活动被全面禁止，溜冰场开始受到青年的青睐。溜冰既被视为体育运动，实际上又有与舞会相似的性质。在快节奏的乐曲伴奏下，青年男女同样可以与异性肢体接触，“拉手揽腰”翩翩起舞。溜冰场也因之吸引了众多流氓“阿飞”流连其中，全市各大溜冰场也重新出现了“大包头”“小包头”“火箭鞋”“小裤脚管”等穿着“奇形怪状”的青年，这种情况在1962年春节前后达到高峰。文化馆的情况也十分类似。黄浦文化馆因流氓“阿飞”聚集而被群众称为“皇宫”，公园则多作为“阿飞”活动的中间场所。

在1961年至1962年打击流氓“阿飞”的行动中，“包头”“小裤脚管”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认为他们中多数人属于年幼无知，是非不分，只是追求“时髦”“漂亮”。“三包一尖”的“小阿飞”内涵再次回归。与此前相比，作为各方打击对象的流氓“阿飞”的内涵实际上已经泛化。根据各个时期青年犯罪活动的特点，流氓“阿飞”呈现不同特征，也逐渐成为青年罪犯的代称。

1964年6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来信，“三包一尖”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报纸披露了女顾客到上海高美服装店定制小裤脚管呢裤子遭到营业员拒绝，双方发生争执这一事件。借此次讨论，不少人视“小裤脚管”为“新事物”，颇为好奇，青年中又出现了追求时髦进而效仿的趋势。《解放日报》希望借此事引导读者开展广泛讨论，以引导广大读者认清“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危害性，在生活领域内进行一次“移风易俗”“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在讨论中，《解放日报》还专门安排读者讲述“奇装异服”的来历，上海耐火材料厂的一个职工撰文讲述了小脚管裤子的来历。该职工称小裤脚管在旧上海早就出现过，“当时有些青年人受了美国黄色电影的腐蚀”，模仿电影中的流氓、“阿飞”，于是穿起了这种怪式样的服装。在具体讨论的过程中，该报要求读者既防止“只认衣衫不认人”的简单化看法，更要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往往从生活细节打开缺口”。

在广泛组织读者进行讨论的过程中，还有一度追求奇装异服、走向堕落边缘的青工，也以亲身经历控诉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危害。一个工厂学徒自称在中学念书时，爱看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羡慕电影中演员的服装和生活方式，于是瞒着家里做了两条小脚管裤子。后来进厂有了工资后，又陆续添了花衬衫、尖头皮鞋，头发也梳成了怪式样。以后便经常同一个时髦的女朋友吃吃玩玩，工资不够花，工作不认真，还曾酿成严重的生产事故。谈起这段经历，这位学徒反思道，“无产阶级思想松一松，资产阶级思想就攻一攻，缺口一打开就会蔓延扩大”。经过近半个月的讨论，《解放日报》认为，在上海广大市民的心目中，穿奇装异服“已经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除了在报纸上发动工人群众对“奇装异服”进行讨论，工厂的团组织也同步对青工开展了阶级教育。除了让喜欢梳大包头，穿花衬衫、小裤脚管的落后青年作为典型现身说法，老工人也再次发挥了样板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部门对工厂“阿飞”的教育，本质上是对工人跳舞、溜冰等一系列消遣方式的一次改造。工厂“阿飞”是上海工人消费文化一个另类的侧影，其消费方式的多样性展示了工人群体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表现在他们的娱乐方式上。

（本文摘自刘亚娟著《现当代浦江两岸工人生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12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阿飞”：上海平民时髦人的时代变迁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