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起，上海以每年一更的方式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形成持续升级的政策体系。2026年首个工作日，上海提前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发布《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

今年的《行动方案》首次系统性提出打造“四大环境”，即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友好适配的产业生态环境、多元协同的社会共治环境。值得一提的是，新的《行动方案》仅26条任务，与往年相比，篇幅精简近半。“看似‘瘦身’了，却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系统性跃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认为，这清晰表明上海的营商环境改革已挺进“深水区”，内涵更为深远。

看似“事项精简”，实则“系统集成”

“纵观九年九版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变化，上海营商环境演进路径呈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特征。”沈开艳认为，早期的营商环境优化会通过大量具体举措弥补制度空白，如简化审批、压缩时间等。而2026版方案的每一条举措，系统性和穿透力都非常强，更注重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体制机制瓶颈。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改革创新研究所所长王果同样感受到这种“进阶”。“新版方案更加强调系统性、连续性、体系化推进。在继续对标国际高标准的基础上，更强调“四大环境”的协同，这标志着上海营商环境建设正从单一环节的便利化，向服务集成、公平普惠、协同治理的系统工程迈进。”王果举例说，如“高效办成一件事”，已从最初的审批提速，演进为对企业经营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集成，联动审批、监管与服务。

系统集成，意味着要啃“硬骨头”。沈开艳指出，“大营商”理念是2026版方案的核心。一件事、一网通办等集成服务被置于重要位置，目标是构建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生态，这背后有不少难点，比如，跨部门共享涉及数据的权限、标准与安全，要进一步打破数据壁垒；还比如，基层窗口人员要从流程执行者转化为服务设计师，需要业务与技术素养的双重提升。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罗培新认为，《行动方案》中提到破局之道，尤其在数字赋能方面，强调以人工智能赋能一网通办，打造企业服务智能体，并动态调整“无感监管”清单，对信用好、风险低的企业最大限度减少打扰，“这体现了用技术穿透壁垒、重塑流程的深层次改革思路”。

“产业生态环境”首次独立成章

不少专家在接受采访中提到一个亮点——“产业生态环境”在今年的《行动方案》中首次独立成章。“这跳出了传统营商环境聚焦政务与市场的框架体系。”沈开艳认为，它体现了从“营商”到“宜商”的深度拓展，“产业生态的友好适配，不仅指向提供土地、资金等要素，更强调空间载体保障、园区楼宇服务等，将营商环境嵌入到城市空间规划中，推动产城融合”。

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赵磊指出：“这有力释放了以改革促发展的强烈信号。方案对产业发展急需的空间载体、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楼宇服务等软硬件环境予以明确，是对‘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生动诠释。”

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理事长杨宏伟从企业发展阶段变化来解读这一调整。“以前中国企业更多是融入其他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营商环境等同于企业服务。如今，上海涌现出许多链主型跨国企业，对它们的服务需上升至整个产业生态层面。”他认为，产业生态环境意味着企业所需的各种高端要素集聚，对园区、楼宇等载体提出能级更高的服务需求，如知识产权、检验检测、中试平台以及搭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平台等。

在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会长王思政看来，产业生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是产业园区，第二块是进一步完善反垄断的条例和方案。让他印象很深的是，这次新增了“推动大型企业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账款支付效率”。他认为，大型企业不应滥用资金、技术、交易渠道、行业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要求中小企业接受明显不合理的付款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这就是非常有利的举措，可保障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营商环境下沉至“社会治理末梢神经”

2026版《行动方案》中，“社会共治环境”同样独立成章，这是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另一大理念创新，意味着营商环境建设的主体从政府主导向全社会协同转变，下沉到社会治理的末梢神经，以微观的空间活力反哺宏观的经济生态。

王果将之概括为“人人都是营商环境”，“这需要行业协会、商会、媒体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特别是建设活力街区，与促消费、稳增长紧密联动，提升城市烟火气，优化外摆位、户外广告监管以助力首发经济、夜间经济，都构成‘大营商’的组成部分”。

“在社会共治环境中，我们可以更好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王思政表示，上海有数以万计的外资企业和机构协会，我们要学会在日常调研、倾听需求时，发现一些“金点子”。他举例，猕猴桃原产地在中国，但新西兰猕猴桃协会在辅导农民、对接全球需求方面做得很好，“我们的方案也提出支持企业参与社会环境治理，不妨借鉴与融合”。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雷认为，社会共治需要“产业思维”的普及。“过去是和产业打交道的官员需要有产业思维，现在需要各个部门的人都懂产业。比如，民政局管着老年人，发展银发经济是否也需要产业思维？当短剧、AI等新业态快速兴起，政府部门能否以其产业认知来把握机遇、提供服务？”在他看来，新的《行动方案》对社会共治的强调，正是对这种广泛参与的呼唤。

精准回应热点，营商环境“只有更好”

历经多年迭代，上海的营商环境改革已形成“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的鲜明风格，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也要及时更新，动态提升营商环境的质量。《行动方案》同样秉持强烈的问题导向，对企业发展的新痛点、社会关注的新热点给予有力回应。

做强“走出去”服务是《行动方案》的26条措施之一，包括支持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率先构建支持企业国际化运营的机制和服务体系，做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和上海企业海外合作联盟等。这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出海趋势明显，但与之配套的金融、咨询、培训等服务业仍相对滞后，由于缺乏相关服务支持，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常面临对当地政策、文化、宗教、法律等不够熟悉的问题，甚至出现“水土不服”，因此，通过政府与民间共同努力，为出海企业提供支持与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上海外商投资协会会长黄峰对《行动方案》在细节上的务实印象深刻。他认为，拓展“引进来”服务中的完善外资项目保障、强化再投资服务，做强“走出去”服务中的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拓展至全域，都将是受企业欢迎、兼顾安全与发展的务实之举。

从对标世行到超越世行，从政府“单打独斗”到社会“多元共治”，上海的营商环境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正如专家所言，在这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道路上，上海正以更具穿透力的营商环境改革，塑造面向未来的持久竞争力。

专家解读上海优化营商环境9.0版方案：强化改革系统性和穿透力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