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电影沙龙”之《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分享会12月30日在《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举行。该书由一级导演、上海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崔轶创作，以司徒慧敏等人发明“三友式”电影录音机为视角，勾连起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往事。

《红色电影录音机》是一部纪实小说，以三友式录音机的研制与使用为主线，串联起左翼电影运动从技术突破到艺术创作的全过程。作品聚焦党的电影小组的奋斗历程，详细记述了电通公司的创立与发展，以及经典影片《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等的幕后创作故事，并揭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背景。该书通过刻画司徒慧敏、夏衍、聂耳、田汉等电影与文艺先驱的形象，展现了他们在唤醒民众、宣传抗日中的卓越贡献。同时，作品深入剖析左翼电影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技术自立走向文化自信，从艺术探索走向思想启蒙，最终成为民族救亡运动中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崔轶在分享新书作者崔轶

作者崔轶本科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他的导师为电影教育家、电影艺术家司徒兆敦。两年前，崔轶与导演郑大圣一起拍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间有一段精彩的《渔光曲》片段，“我由此想到了恩师司徒兆敦，他的父亲司徒慧敏当年研制三友式录音机，用来录制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就是《渔光曲》。”毕业时，司徒兆敦嘱托崔轶代自己去上海看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斜土路上的电通公司旧址，另一个地方就是百代小楼。

拍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时，崔轶与司徒兆敦重新建立起联系，约好去北京做后期时探望，没想到司徒兆敦于2023年去世，留下巨大的遗憾，也成了他创作这本书的动力。“司徒老师去世的时候，我非常难受，一直在想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纪念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受他的精神，使其能在今天的上海电影之城有所延续。”

崔轶介绍，去年他开始动笔写作《红色电影录音机》，在研究资料时发现，当年司徒慧敏研发录音机，正是百年前民族电影工业遭遇技术“卡脖子”的时期。“当时，所有的电影录音机都是美国货或者是德国货，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录音机，天一公司老板邵醉翁邀请美国录音技师来拍片，付出的月薪是中国人的近20倍。”

现场照片

现场照片

为了破解电影录音机的秘密，邵醉翁带着司徒慧敏等人“夜探美国有声电影录音机”，没想到被发现和羞辱，三人含着眼泪愤然离开现场，司徒慧敏从此立下誓言，一定要研制中国自己的电影录音机，不再受制于人。

小说就是在这一关键场景的还原中开篇。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涛认为，该书通过司徒兆敦的回忆与历史文献的互证，极大地增强了叙事的戏剧张力和历史真实感。“无论是司徒慧敏等人夜探美国有声电影录音机的惊险场面，还是《义勇军进行曲》在艰难环境中诞生的感人过程，都极具戏剧张力，读来令人心潮澎湃。”

当天，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郑大圣、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著名导演郑君里之子郑大里、著名演员陈述之子陈介安、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原会长朱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嘉熠、同济大学副教授汤惟杰等出席分享会。与会学者认为，作者运用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创作札记等文学载体表现重大主题，既是当下跨媒介融合的创新表达实践，也是红色IP衍生的探索与尝试。

《红色电影录音机》新书分享会亮相百代小楼，讲述中国电影如何“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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