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的话剧作品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当之无愧的愧宝，他以戏剧文学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一系列精彩绝伦的文学人物。这些文学人物也活跃在戏剧舞台上，吸引了无数热爱文学和戏剧艺术的人们。在文艺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杨扬看来，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一直被文学读者和话剧观众视为是最具有审美魔力的，而《雷雨》中的一号女主角繁漪是这一女性系列形象的代表，她的美让人一眼难忘，但却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美，是充满了绝望的美。因此，在曹禺先生诞辰115周年之际，作家、编剧万方推出长篇小说《繁漪女士》，以“最雷雨”的女性繁漪为主角，延伸她在舞台之外的命运轨迹，就显得格外引人瞩目。

这部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冬卷》的重磅之作，不仅是对经典的当代回应，亦是对女性情感与生命的再探索。当曹禺的女儿站在当代女性的立场，从跨越时空的视角来重新书写繁漪的故事，她是否会像麦克白夫人、苔丝特蒙娜等戏剧史上的女性角色一样，长久地“活”下去？又能为新世纪热爱文学和艺术的人们带来怎样的新声与回响？为此，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万方女士。

在人物与艺术的双重诱惑下，角色“重生”了

记者：《繁漪女士》选择从繁漪“求爱而不得”的内心困境出发，续写她在《雷雨》舞台上未能展开的生命。您能否分享最初决定为繁漪单独书写一部小说的契机？在您看来，时隔近百年，为什么今天的读者仍需要重新聆听她的故事？

万方：其实，很难说清具体的动机，更多的是一种累积多年的感受。我从小最早看戏就是《雷雨》，印象最深的是曾被第三幕的雷声吓哭。后来长大一些，父亲带我在后台看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受当时某种道德观念的影响，对繁漪带有批判的眼光，也不理解她。但随着年龄增长，一次次观看不同版本的《雷雨》——光是北京人艺就有三版，还有其它剧团的演出——我对繁漪的认识逐渐变化。她对我有一种“危险的魅力”，渐渐引领我走进自己内心那片狂野的地带。我对她的感情越来越深，从怜爱到共情，越来越复杂：她如此痛苦而又美丽，我同情她，但她足够强大并不需要的我同情，那我能给她什么呢？是理解、是爱，是去写她。

作为写作者和编剧，这种情感需要宣泄，而写作是唯一的方式。这是一个情感逐渐积累、发酵的结果。至于为什么今天的读者还需要听她的故事，我想，繁漪所代表的那种对爱的极端渴望与绝望，是超越时代的。她的生命虽在《雷雨》中只有不到24小时，却诱惑着我去看清她、理解她、延伸她。这是一种人物与艺术的双重诱惑。

父女之间生命的交融

记者：《雷雨》中的人物曾被称为“曹禺灵魂的分身”。作为曹禺的女儿，您在创作中是否感受到与父亲跨时代的对话？您如何理解他笔下繁漪“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并在《繁漪女士》中延续或重构这种复杂性？

万方：在我看来，这不是对话，而更是一种父女之间生命的交融。从我出生到他1996年去世，这四十多年里，父亲给予我的不仅是肉体生命的存在，更是一直在延续的精神感染——写《繁漪女士》的过程，正是这种精神感染、交融的持续发酵。

父亲说繁漪身上有“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这种极端的性格魅力强烈吸引着我。她对爱的极端渴求与她的绝望，以及她一步步走向毁灭的生命轨迹，对一个写作者来有着极端的吸引力。在《雷雨》中，她只存在了不到24小时，而我渴望向前向后延伸她的生命，看清她，认清她，理解她，展现她。更关键的一点，随着我越来越成熟，我就能够越来越深入的感受到爸爸对繁漪的爱，这种爱也促使我向他、也向她靠近，这是我想去写她的重要因素。

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是永恒的、不死的

记者：《雷雨》的悲剧源于时代的压抑，而繁漪的挣扎在今天仍能引发共鸣。您认为当代女性是否依然存在“繁漪式”的困境？通过她的生命轨迹，有能回应哪些当代女性乃至普通人的生存命题？

万方：其实在写繁漪之前很长时间里，我也有困惑。写作并不给出答案，任何一个作品都给不出答案，尤其像爱情、女性生存这样的问题。但困境永远存在，只是以不同方式呈现。

比如爱情，我今天也会困惑：我们今天在多大程度上还像繁漪那样需要爱情？也许不会像她那样至死不渝地追求，因为我们今天有其他的愉悦，也有更多的压力。但写繁漪让我明白：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是永恒的，是不死的。

爱情既是痛苦——如果你求而不得；也是愉悦——如果你得到。今天我们可能从很多地方得到愉悦，但爱情给予你的那种生命体验、对思想情感的影响，仍然是其他方式很难比拟的。

繁漪是一位茕茕孑立的女性，她痛苦而又美丽。我希望通过她，让人看到那种极端的情感状态仍然在生命深处回荡。

重写与创新，其实是一回事

记者：《繁漪女士》将经典戏剧角色拓展为长篇小说，这种再创作既是对原著的致敬，也是一种冒险。在您看来，经典文本的“未完成性”是否为当代写作者提供了特殊的创作空间？您如何看待文学传承中“重写”与“创新”的边界？

万方：首先有一个版权问题；我因为这种特殊的女儿身份，也可能更顺畅地想到做这样的发挥。

经典文本的“未完成性”确实提供了创作空间。繁漪在《雷雨》里只有片段，她之前之后的生命都是空白，这正是小说可以去延伸的地方。重写不是重复，是带着今天的情感去看她、写她，是一种新的交融。

重写和创新其实是一回事，必然要有新的东西。如果和原来一样，就不必再写。对我来说，创作的核心是发自真情实感。任何创作，不管是对经典角色的重写，还是写任何自己想写的作品，有一点是最珍贵的——那就是用真情实感来创作。

【附录】万方：《繁漪女士》后记

为什么写繁漪？

原由很多。首先我是《雷雨》作者的女儿，而繁漪是《雷雨》剧中的女主角，从小到大我一次次走进剧场去看她，对她自然而然有了感情，这份感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变化，加深。少女时期我被所谓的正经思想洗过脑，对她秉持否定的态度，但同时又有好奇。当我渐渐长成女人，自然而然被她身上危险的魅力所吸引。这引力带着我去向内心的狂野地带。我不知道是否人人心里都有那样一块地方，反正我有。我当然懂得她是可怜的，也同情她，但又觉得她不需要我的同情。这个女人茕茕孑立，痛苦而美丽，足够强大，我给不了她什么，不，也许有一件事，写她？

她是妻子，是情人，是母亲。在舞台上这个叫繁漪的角色仅仅拥有一天的生命，在那一天里她燃烧自己，焚毁世界，无人幸免。《雷雨》是火山喷发的口，地下的岩浆在黑暗中翻涌，躁动，在繁漪的身体里聚集压力，最终来到爆发的临界点，也就是大幕拉开的一刻。那么她从哪儿来，经历过什么，悲剧如何发生的，哪里是源头？写她就要向前，向后，寻找舞台上二十四个小时之外她的生命轨迹。她活着，求爱而不得，她需要被理解，写她就要满足她。我意识到自己非常愿意做这件事。

如果从诞生的一九三三年算起，今年繁漪应该是九十二岁了。戏剧舞台上有一些女人，比如麦克白夫人、苔丝特蒙娜、娜拉，和她们比起来繁漪还很年轻，但是我相信她的寿命会很长，会继续活下去。

【旧文重读】曹禺：《雷雨》序（节选）

在《雷雨》里的8个人物，我最早想出来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繁漪，其次是周冲。其他如四凤，如朴园，如鲁贵都曾在孕育时给我些苦痛与欣慰，但成了形后反不给我多少满意。（我这样说并不说前两个性格已有成功，我愿特别提出来只是因为这两种人抓住我的想像。）我喜欢看周繁漪这样的女人，但我的才力是贫弱的。我知道舞台上的她与我原来的企图，做成一种不可相信的参差。不过一个作者总不自主地有些姑息，对于繁漪我仿佛是个很熟的朋友，我惭愧不能画出她一幅真实的像，近来盼望着遇见一位有灵魂有技能的演员扮她，交付给她血肉。我想她应该能动我的怜悯和尊敬，我会流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人的。我会原谅她，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繁漪（当然她们不是繁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她们都在阴沟里讨着生活，却心偏天样的高;热情原是一片烧不息的火，而上帝偏偏罚她们枯干地生长在砂上。这类的女人许多有着美丽的心灵，然为着不正常的开展，和环境的窒息，她们变为乖戾，成为人所不能了解的。受着人的嫉恶，社会的压制，这样抑郁终身，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女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吧。在遭遇这样不幸的女人里，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热情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怜悯与尊敬么?这总比阉鸡似的男子们为着凡庸的生活怯弱地度着一天一天的日子更值得人佩服吧。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迷上了繁漪，他说她的可爱不在她的“可爱”处，而在她的“不可爱”处。诚然，如若以寻常的尺来衡量她，她实在没有几分赢人的地方。不过聚许多所谓“可爱的”的女人在一起，便可以鉴别出她是最富于魅惑性的。这种魅惑不易为人解悟，正如爱嚼姜片的才道得出辛辣的好处。所以必须有一种明白繁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觉得她阴鸷可怖。平心讲，这类女人总有她的“魔”，是个“魔”便有它的尖锐性。也许繁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她满蓄着受着抑压的“力”，这阴鸷性的“力”怕是造成这个朋友着迷的缘故。爱这样的女人需有厚的口胃，铁的手腕，岩似的恒心，而周萍，一个情感和矛盾的奴隶，显然不是的。不过有人会问为什么她会爱这样一棵弱不禁风的草，这只好问她的运命，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1936年1月随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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