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用了一个“新”字，我想是因为在90多年前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那场文艺大众化运动希望用民族民间文艺，来反对西方文化殖民，反对封建文化残余，致力于构建人民大众可参与、可共享的本土文化体系，从而建设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艺，这个民族文艺的核心是文化层面的革命、启蒙与现代化。

那么，90多年后的今天兴起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我们怎么来定义它？我想大概有这样两个核心特征：其一，新时代以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这是其根本属性，凡贴合当下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文艺活动，都可以算作新大众文艺；其二，这种大众文艺大多借助现代科技与媒介，让民众全面参与到它的创作、传播、评价的全链条中，打破了传统文艺创作的门槛与边界。凡具备这两大特征的文艺形态，大概都可归入新大众文艺的范畴，所以，我认为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最简明的定义就是：当下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并借助现代科技与媒介参与到其中的文艺活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其核心是由鲁迅、左联成员、延安文艺工作者等文化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革新，而今天的新大众文艺是民间自发的文艺活动。

新大众文艺之所以可以深入大众生活，正是因为其喜闻乐见的特质与现代媒介的赋能。例如，上百万、上千万的点击量，使其渗透到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超乎传统学院派文艺想象的。新大众文艺兴起于民间，这种自发性的发展路径或许契合了胡适百年前提出的文化演进模式：最初，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起源于民间，手艺人、工匠把这些文艺形式精致化，再由专业艺术工作者介入将其雅化，而后通过国家与社会体制的赋能使其走向高雅化与经典化，最终在僵化后回归民间，完成循环迭代。如果我们追问新大众文艺何去何从，我想大概不会超过胡适给出的这个演进模式。

至于新大众文艺能否真正地“破圈”——打破分野、消除雅俗，触及这个时代核心的精神特质，对此我认为目前还有待观察。我们看到，有些新大众文艺作品虽然流量大、受众广，但美学成就尚显不足。例如，一些热门动画片依赖的是视觉奇观加网络热梗的路径，一些网络微短剧热衷于“白日梦”式的叙事和代偿式的前期快感，这样的文艺形式要实现时代精神的新表达，尚需文化精英的深度介入，推动其从娱乐化走向真正的艺术化、高雅化。

今天，新大众文艺的流行，我想可能本质上是源自对文化“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期待。民间向来是创新的沃土，将各种各样的创意、技术大胆地融合使用，或许能为当下文化的创新与开拓开辟出新的路径。与此同时，学院派文艺（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曲等）纷纷想搭新大众文艺的“便车”，借助其流量扩大经典文化的传播范围。例如，神话故事、关于古代诗人的传记可能读的人并不太多，而《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动画作品，以新大众文艺的形式让经典得以抵达更广泛的受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大众文艺也可以成为传播经典文化的一个“通道”，但尚待进一步完善。

这就涉及新大众文艺如何经典化的问题。因为，假如作品仅仅停留在娱乐层面，纯粹的娱乐性难以跨越时间考验；假如仅为一时风潮，就无法满足大众对文化创新的深层期许。尽管新大众文艺为素人打开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一个通道，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是将大众的审美与创作能力提升至艺术高度，还是让艺术降格为单纯的生活程度？答案显然是前者。必须看到，新大众文艺固然贴近了大众的文化需求，但更要肩负起提升大众审美的使命。

所以，在我看来，讨论新大众文艺的破壁、融合与抵达时，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下，学院派、体制化艺术平台（如美术馆、博物馆）该何去何从？面对这一挑战，大致有三种姿态可选：一是抵抗，无论它再怎么热闹，我还是我，以传承民族文脉为使命，不为流量所动，专注经典的延续与守护；二是借鉴，借鉴新大众文艺的传播手段与流量逻辑，目的是扩大高雅文化、经典文化的受众范围，实现有效传播；三是深度投身，放下学院派的姿态直接参与到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当中去。

在流量为王的当下，第三种状态无疑充满了诱惑，比如说，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创意写作课，聘请了一些网络作家来授课。这些网络作家只有二十来岁，作品点击量上千万，年收入上千万元，这对于今天的学院体制来说真的是一个莫大诱惑。在这个诱惑下，是不是应当聘请这些网络作家成为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导师，让他们带着学生投身到网文的创作中去，还是继续把学生“押”在图书馆里，让他们细读屈原、庄子，熟背李杜诗歌？让他们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或曹雪芹、鲁迅一样进行严肃地思考与写作，还是按网文的套路进行生产？今天，我们之所以讨论新大众文艺，是因为在巨大的流量面前，在巨大的点击量面前，大家都想对新大众文艺进行某种程度的利用，但“利用”一定带来“反向利用”，新大众文艺因为其喜闻乐见及流量背后的巨大利益，必然会对高雅文艺产生冲击。

为此，文学院、美术学院等学院应当起到“文化堡垒”作用：深入观察新大众文艺的发展，用其传播优势推广经典文化，为新大众文艺的精致化、高雅化提供一种学术支撑与技术指导，形成一个新大众文艺和学院精英体制之间的对话关系。

我想最终的理想路径是，从“文艺大众化”走向“大众文艺化”。文艺大众化是让文艺为大众的娱乐服务，为大众的交往服务，满足大众对于文化的精神需要。通过普及而让文艺为大众服务，这正是延安文艺路线的一部分，但延安文艺路线的另一部分是——提高。文艺应当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创新新文化，新大众文艺除了文艺大众化，还应当让大众文艺化，也就是通过艺术、审美与文化作品等对民众进行美育赋能，实现全民审美素养的提升、精神风貌的提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对人民进行美育。同时，人民本身是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提升的，人民能够区分大众文艺与高雅文艺，也能够欣赏高雅艺术。在这方面，上海在城市文化新空间建设中的不少实践颇具启发。举个例子，浦东美术馆举办的“缔造现代”展是一个现代艺术展，这个展览是对现代派艺术的起源、发展、高峰、终结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历史梳理，学术性还是挺强的，我去过两次，每次都要排长队。这说明大众对这种为美术学院体制保留的精英文化是能接受的，大众对文化存在多元需求，大众有提升自己的趣味、鉴赏力、认知能力的需求。

因此，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新大众文艺，使其脱俗入雅，使其精致化、艺术化、审美化、精神化，推动产生新大众文艺的精品杰作；另一方面我们要更有效地传播传统的经典文化，而最终的目的是让大众文艺化，通过美育形式让大众得到提升。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

新大众文艺的终极命题：从“文艺大众化”走向“大众文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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