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蚊子一次能产下200多个卵，且不是一次产在一个地方，而是附近多地。连蚊子都知道，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两天，杜杨昆正带领团队投入越冬蚊的防制工作。

这是一支病媒生物防制专业队伍，队员们身背30斤重的药水喷洒装备，或走进居民小区地下室，或深入公园里的假山，或蹲下身观察城中绿地的池塘。随着杜杨昆与队员们手指沉稳地按下喷雾开关，药液便如薄雾般笼罩在地面或水面上……他们消灭的不止是一窝虫子，还可能是一场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

就在11月，上海完成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病媒生物防制保障任务，展会期间病媒生物密度控制达到国家最高A级标准。进博会是一个缩影。近年来，本市病媒生物防制面临城市形态多样、气候变化影响、输入压力骤增等多重挑战。作为应对之举，大型展会病媒生物防制“上海模式”也正在构建之中。

上海为什么对蚊子“大动干戈”？事实上，这不仅关乎广大市民的“体感”，或单纯出于对蚊子这种小生物的厌恶。小小的蚊子，有能力让一座超大城市“慢下来”。这背后，是一道关于公卫防控、算法技术和城市治理的全新考题。

警惕“花脚蚊子”，已成排在第二位的蚊种

“我们发现，蚊子也在进化。”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飞与杜杨昆聊起了蚊子的“新动态”：过去一般认为伊蚊喜欢清水，有点“洁癖”。但现在，专业人员发现污水里也有它们的虫卵了。

杜杨昆熟悉各类“灭蚊装备”

在上海，围绕小小的蚊子，背后有市区疾控这样的公卫专业力量，也有杜杨昆这样的社会化专业消杀人员。并且，这些专业队伍早已进入“全年无休”模式——刚结束进博会保障任务，马上投入越冬蚊防制工作。

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市卫健委健促处二级调研员乐之春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他刚接触爱卫条线时，灭蚊工作的节奏是“冬季练兵，春季备战，夏秋压制高峰”。但大约从十年前开始，灭蚊的节奏开始变了，由“运动式”的突击模式逐渐转为“滚动式”的全年无休模式。

为什么？且不论蚊子可能左右人类战争走向这类“远忧”，近在2015年、2016年，寨卡病毒就影响巴西等美洲地区，直接波及里约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对当地经济、社会生活造成冲击。而寨卡病毒正是由白纹伊蚊传播。

全球化的时代，病毒没有国界，一只随航班偷渡而来的带毒母蚊，一次叮咬，就可能引发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更何况，我们身处的城市系统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上海的城市形态与十多年前完全不同了，城市越来越大，地下积水空间增加，绿化面积也大大增加，公园越来越多。大家都喜欢公园，蚊子也喜欢。”乐之春形象地说，大型绿地、口袋公园也是蚊子们喜欢的“五星级宾馆”。

再简单说说蚊子的一生，可分为卵、幼虫、蛹和成蚊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均孳生在水体中。讲得更简单直白一些：一个可乐瓶的盖子倒扣积水，就能成为上百只蚊子的“摇篮”。

不仅如此，随着气候变暖、城市热岛效应等，上海越来越热了。多雨和高温，正是蚊子喜欢的环境，本地也迎来了蚊种的微妙变化。监测发现，白纹伊蚊（俗称“花脚蚊子”）此前在上海并非强势蚊种，而今已跃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淡色库蚊。

全世界有3000多种蚊子，为什么要对白纹伊蚊特别警惕？“白纹伊蚊属于半家栖类，也就是说，室内、室外它都能生存。它又叫‘亚洲虎蚊’，咬人特别凶。更重要的是，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热、登革热、黄热病等近期大家听说过的国内外蚊媒传染病，都经由白纹伊蚊传播。”乐之春介绍，正是综合多种因素，2020年左右，上海就进入灭蚊常态化防制模式，不搞突击，而是结合气候、气温变化，滚动实施防制工作。

比如，今年上海入梅提前，市爱卫办也提前十天，在5月12日启动全市以蚊虫防控为重点的夏秋季爱国卫生工作，持续滚动开展蚊虫控制。为应对基孔肯雅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输入传播风险，根据市政府夏季蚊虫专项控制部署会要求，本市进一步强化蚊虫专项控制要求和以清除孳生地为重点的周四、周六爱国卫生大扫除集中行动。今年，全市已开展13轮蚊虫集中控制行动，出动专业防制人员23万人次，控制重点区域18万个，投药控制积水400万处，消杀控制环境58万处。

数字灭蚊，在病毒传播前“端”掉它的老巢

除了传统的“人防”，如今，在上海这座近3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一场静悄悄的“数字灭蚊行动”正在上演。

目前，本市已建立一套蚊媒监测预警网络，尤其在3月至11月，根据蚊虫生长习性，每半月或每周开展蚊幼和成蚊监测，每次监测投入诱蚊诱卵器2万个、诱蚊灯300余个，监测点位覆盖全市所有街镇。

在部分区，相关人员还在实施更精细的网格化监测，确保监测数据能发挥有效预警和指导日常控制的作用。比如因为广东基孔肯雅热疫情，本市今年就持续加大了蚊虫监测力度和频次，一旦密度超标就启动应急响应，爱卫部门开展蚊虫突击活动。

形象地说，这犹如一群“数字侦察兵”，他们的“武器”遍布全市：蚊虫监测仪自动计数，并上传数据；放在居民区的“诱蚊诱卵器”每周回收，数据录入系统……所有这些信息，汇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一个高风险信号，不再仅仅触发一份纸质报告，而是自动生成一个处置工单，直接派发到对应街道的城管或物业人员的手机上，要求他们第一时间完成孳生地清理并反馈。

“我们从‘亡羊补牢’逐步转向‘未雨绸缪’。”乐之春解释，这么做的目标，就是希望在病毒通过蚊子在人群中传播开之前，找到并端掉它的老巢。

此次进博会上，病媒监测实现了全方位革新，监测网络、技术手段、管理调度等再次升级。比如在馆内，利用自动设备，可进行无人值守的实时监测，及时掌握馆内病媒生物的情况；在场馆周边，则采用“人诱停落法”等，评估成蚊侵害风险。通过“扩队伍、增点位、融技术、强决策、攻难点”等系列举措，本市构建起“立体化、科学化、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实现保障工作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人蚊战斗”中，公众是重要参与者

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强调一点：在这场都市“蚊影”追击中，公众是重要的参与者，而非局外人。

入秋后，徐汇区疾控中心在上海植物园开展了一场病媒生物应急处置技能比武，参赛队伍在比拼理论、喷洒实操等业务的同时，也给记者说起一个最简单的灭蚊道理：清理积水。

记者跟随疾控人员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老旧小区的废弃花盆、建筑工地的积水坑、繁华商圈的地下停车场集水井、绿化带的塑料薄膜……这些被忽视的微环境，都可能成为蚊虫的温床。

精准狙击的必要性，就藏在城市的毛细血管里。虹口区江湾镇街道爱卫办干部曹逸玫每周四、周日会与同事一起发动大家开展环境清理工作，带动居民一起清理瓶瓶罐罐的积水，“要清楚地告诉居民：雨棚褶皱积的雨水，如果三天不清，蚊子幼虫就孵出来了。”

杜杨昆和同事们有时也会背着“喷药家伙”赶往居民小区。“为什么总是趁我们大人上班、小孩放学的时候来喷药？”起初，有居民表示不理解。曹逸玫和同事们耐心解释：早上六点到九点、晚上五点到八点的喷洒时间，也是一些重点蚊子的“活动时间”。此外，喷洒的药水高效低毒，对人体无害。

眼下，由上海市卫健委牵头，市健促中心落细，本市打造了一个病媒生物防制科普体系。例如，今年面对广东基孔肯雅热疫情，本市迅速锁定“防蚊灭蚊”“个人防护”等核心议题，第一时间制作推出视频、长图文等科普资料，帮助大众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爱国卫生运动的传统，公众参与的行动，以及全民科普与认识的提高，都为这场‘人蚊战斗’提供了坚实基础。”王飞说。

为“看不见的胜利”投资，是对决策者的考验

面对一只小小蚊子，也有必要算算账。

一场登革热的暴发，导致的直接医疗成本、间接生产力损失和社会恐慌，与提前进行环境治理、公共宣传和科技投入的成本，孰高孰低？答案不言自明。

但如果再问一个问题：当蚊媒传染病疫情保持在低流行水平，是否还有必要和意愿为这种“看不见的胜利”持续投资？这一点，着实考验着决策者。

“这还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有时候，投入几个亿，未必能管住蚊子。”乐之春反复与记者谈及两点：一是“功夫在平时”；二是“平时为急时服务”。

为做好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准备，上海市年初印发《基层病媒生物应急处置队伍建设指南》，指导各区组建由400名专业防制人员组成的19支区级应急处置队伍，进一步强化各街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对近3000名服务街镇的专业防制人员开展全覆盖蚊虫防控技术岗前培训，经考核达标率超90%。

今年6月中旬起，本市持续推进以防蚊灭蚊为重点的依法管理，推动病媒生物防制以蚊虫孳生地控制为重点的执法工作落地，强化各类重点场所单位主体责任落实。目前，大部分区已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执法检查。《上海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也于近期出台，为基层执法人员规范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执法检查提供依据。

“法律是我们的基石。”有病媒专家谈到，对比中外城市，上海的路径愈发清晰：它既试图吸收执法的刚性与技术的前瞻性，也在落细公众参与模式，同时依托自身强大的行政动员体系和数字新基建，走出一条融合之路。

眼下，气候变化让南方的蚊季变长，北方城市也开始出现原本局限于热带的蚊种。国际人员往来频繁，输入性病例防不胜防……蚊媒传染病，这个古老的威胁似乎从没离我们远去。多名病媒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纷纷从“灭害”谈到“韧性城市”的构建。比如，未来的解决方案可能不仅是灭蚊本身，而可以从城市规划着手，在建筑设计中避免易积水的结构，将公共卫生安全理念“前置”到城市蓝图中，从源头上构建“免疫系统”。

大上海为何对小小蚊子“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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