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一间普通民居里，在一摞封面早已磨损的日记本边，吴榕美翻看着一叠文稿，其中夹着几张独单的发黄纸页。“这是我父亲吴联膺1951年写的回忆，一篇叫《陪斩》，一篇叫《救救我》。” 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吴榕美关注到了这两个故事，“就是这两个故事，让我下决心去追寻父亲和一批上海青年在浙西抗战的往事。”

如今，这段往事被吴榕美拍成了纪录片《山水铭刻——重走父辈浙西抗战路》。镜头里，天目山的竹林、坞子岭的石阶、浙西一中的旧址，都在诉说着80多年前那群年轻人的热血与悲壮。

缘起：几页故纸钩沉的往事

吴榕美的父亲吴联膺（曾用名吴联英）从1933年18岁起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92年去世前。在这些日记中，吴联膺记录了淞沪抗战的惨烈，记录了自己及一批上海热血青年，受到战争刺激，不甘做亡国奴，从上海出发，前往浙西以笔为戎，参与浙西抗战的经历。

1992年父亲去世后，吴榕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整箱被锁起来的日记。翻看着尘封多年的日记，吴榕美被父亲记录下的浙西抗战经历深深震撼，“了解浙西抗战的人很少，但这段历史也是惊心动魄的，值得被我们铭记。”

她对日记中那两个单独的故事印象深刻，一篇是《陪斩》，一篇是《救救我》，都是1951年父亲追忆浙西往事时写的。

《救救我》记录了吴联膺1943年春天在天目山的一段经历，他在山中画画时，两个国民党枪兵押着一个戴脚镣的蓬头垢面的“犯人”路过，“犯人”认出了他，用杭州腔叫他，“老吴啊，你救救我啊！” 吴联膺认出这是黄天，但还来不及回答，黄天已经被毒打着远去了。

《救救我》

这个极具画面感的故事让吴榕美泪流满面，“如果父亲健在时我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问问他那个黄天后来怎么样了。” 吴联膺在杭州艺专读过一年书，吴榕美猜测，黄天操杭州腔，也许是父亲那时的同学，“这些知识青年都是怀着一腔热血奔赴浙西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却遭到如此的折磨与戕害！”

《陪斩》记录的则是吴联膺本人1941年10月被绑赴刑场的一段生死经历。午夜，吴联膺和3位年轻人被押着翻越坞子岭。来到岭顶时，枪声响了，走在吴联膺前面的那位女共产党员临刑前还在喊“共产党万岁”。惨烈的景象令他晕倒过去，被特务踢醒后，又回到监狱。

《陪斩》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迫害，正是这样的背景下，吴联膺不止一次入狱。在电脑中录入这篇文章时，吴榕美非常难过，“那3位到浙西参加抗日救亡的年轻人，就这样殒命天目山，他们的父母和家人恐怕都不一定能找得到他们。”

“这两页纸像钩子，把我钩进了那段历史。”吴榕美说。埋头于史料，吴榕美用10年时间，整理出了父亲1933年至1950年间的日记，并在2017年父亲百岁诞辰之际，集结出版了《乌扎拉日记六十年（上）》。吴联膺出身满族贵族家庭，书名中的“乌扎拉”是他的满族祖姓。

虽然出版了书籍，吴榕美依然忘不了父亲走过的那条抗战路，和那些在抗战路上牺牲的年轻烈士们。她心中深深埋藏着一个想法：带着纪录片团队，重走父亲80多年前走过的那条浙西抗战路，用镜头记录下那一代年轻人的热血与青春。

退休后，吴榕美终于下定决心，着手去完成那个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她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国林编著的《天目抗日》一书仔细研读了几遍，从中选定 “文化教育抗战” 这条主线作为走访重点。2024年，她拿出为拍纪录片攒下的一笔拍摄基金，邀请了一个80后拍摄团队，开车踏上了寻访父亲浙西抗战足迹的道路。

奔赴：从上海到浙西，一群青年的热血

父亲的日记中，有一段让吴榕美尤其印象深刻：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南京路先施公司被日军炸弹击中，无辜市民的尸体在华界与租界交界处的棚子里堆成小山。“我父亲在日记里写，他打完预防针路过那里，看到残肢断臂，返回时心里难受得无力行走，坐黄包车回家的。”吴榕美说，正是这样的场景，让一批上海青年攥紧了拳头。

1939 年，上海美专毕业的吴联膺收到同学洪宝鋆的信，说浙西山清水秀，都是年轻人，生活活跃有趣，“他说那里很需要我这样画画的人，希望我能去。”

当时上海已是“孤岛”，租界四周都被日寇铁蹄占领，“亡国灭种已如燃眉”，吴联膺等一批学美术的年轻人，已无法安然在象牙塔中度日。接到洪宝鋆的信后，决定和避难上海的贾家两兄弟贾起、贾超一同前往。

像吴联膺他们这样赴浙西参与抗战的上海青年，当时前前后后共有500多人，分批行动。宁绍战役之前，吴联膺他们从上海出发，坐英国船沿申甬线到宁波，再坐长途汽车辗转多地前往浙西的遂昌。吴榕美在纪录片中走访了当年的路线。

宁波和绍兴沦陷后，海上线路断了，只能沿京沪线，或夜间乘船或步行，要穿越重重日伪封锁线，沿路被日伪围捕，因此牺牲占比很高。在《天目抗日》、《民族日报》和其他相关史料中记录，“仅吴耀祖率领的一队，出发时40多人，到天目山剩下13人，其余都在途中不幸牺牲。”

吴联膺日记中写到的7位青年——洪宝鋆、洪宝珊、吴联膺、贾起、贾超、茹茄（沈之瑜）、吴联翔，是这500人的缩影。洪宝鋆是吴联膺是上海美专的学长，洪宝珊是他的弟弟，贾起是吴联膺的义兄，茹茄是吴联膺的师长，吴联翔是吴联膺胞弟。

纪录片片头，吴榕美放上了这些青年的照片，7人中能找到照片的仅有5位。

“我父亲他们出发时穿着皮鞋，到了浙西就只能穿草鞋，草鞋磨破了，就赤着脚走在山路上。”吴榕美在走访路上，一连十几天下雨，路上泥泞不堪。他们从於潜开车到遂昌，都是在山间的高速公路行驶，200公里的路程就经过了30个隧道，从遂昌到青田，高速沿路又是25个隧道，“很难想象，当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靠双脚走完全程，又是怎么在山间奔波行进、宣传巡演的。”

在遂昌，吴联膺等人找到了先期抵达的洪宝鋆。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已是中共遂昌县委宣传部部长，公开职务是政工队长。“我父亲会西画，一来就被派去画孙中山、蒋介石的画像，还在忠烈祠画古代英雄故事，用漫画讲抗日道理。” 吴榕美说，这些上海青年分散在学校、报社、政工队，茹茄（沈之瑜）去了民众教育馆编报纸，洪宝鋆、吴联膺等人还加入了 “浙西抗战最前线剧团”，“他们以为找到了‘正统的抗战’，却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比炮火更复杂的考验。”

上图是浙西抗战农村巡回演出队成员，蹲者左二是上海美专毕业生、中共地下党洪宝鋆

坚守：汽灯下的枪声与石板上的课堂

“很多人不知道，浙西的抗战不只有枪，还有笔和黑板。”吴榕美在纪录片中，将镜头对准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文化与教育抗战”。这一视角的灵感，起源于吴联膺的身份，又在茹茄的女儿沈建华推荐的《天目抗日》（上、下）中，得到了细节的丰富。“书里写了太多校长、老师、文化人的故事，我看完整夜睡不着。”

浙西根据地是抗战的“东南前哨”，从淞沪战场等各战场撤退下来的军队和民众，很多都来到这片土地。其中包括很多还在读书年龄的学生。在浙西地区，学校带领学生，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学习文化知识。

当时，吴联膺等上海抵达的知识青年唱着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抗战歌曲，画着抗战宣传画和板报，演出着抗战剧，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战的重要性，激发大家必胜的信心。

浙西抗战中的街头宣传演出。

这些工作听起来不如真枪实刀上战场那样危险，事实却并非如此。吴榕美在寻访中了解到太多惨烈的故事，“他们到一个地方演出，汽灯点好了，日本人突然包围了演出场地，7个人当场被枪毙。这样的故事，在浙西发生了太多。”

“日本人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在上海就打了3个月，更是始终没能逾越浙西天目山。”吴榕美说，从沦陷区撤退下来的青少年，在浙西坚持接受教育，在山水间成长为国之栋梁，也用自己的知识，实地投入支持抗战。例如浙西三中（省立浙西第三临时中学）师生，专门成立化学部，学生们实地操作，为根据地生产稀缺的肥皂等化工日用品。后来化学部单独成立浙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是浙江工业大学的前身。

教育的战场同样惨烈。日本人占领一地，就把校长和老师圈起来：“不为他们工作，就枪毙。” 浙西一中等学校的教具、课本都被日本人摧毁，老师们用黑布挂起来当黑板，用石板当作纸给孩子们写字，没有课本，就自己油印教材，甚至靠老师口述记录教材；没有老师，就让中学的好学生上“速成班”，半年到一年学成后直接到小学教书。吴联膺等人也在安吉简易师范当过一段时间老师。

更让人心碎的是 “革命病” 的威胁。“痢疾、疟疾、疥疮、湿疹，在集体生活里传染性极强。” 吴榕美说，《天目抗日》里记载，70%的青年都得过打摆子，“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师生们还坚持学习，让我十分震撼。”

纪录片里列出了一串名字：莫干中心小学的校长两次被日寇逮捕监禁，第二次越狱时摔得面目全非，后半辈子脸都是变形的；一位小学女校长被枪毙……“我去搜这些名字，找不到一张照片。” 吴榕美声音发颤，“他们连一张遗像都没留下。”她把这些人的名字都放进了纪录片，“希望这些英雄的后代看到，能够补充这些故事。”

觉醒：在抗战中决心“跟着共产党走”

吴联膺等青年离开上海时，心里揣着对“正统”的朴素认知——受当时上海流传的片面宣传影响，他们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知之甚少，只觉得去浙西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日救亡工作，才是堂堂正正的选择。他们不知道，当初邀请他们赴浙西的洪宝鋆，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位隐蔽的引路人，悄然将一群热血青年领向了更真实的抗战图景。

浙西的岁月，成了这群青年思想觉醒的熔炉。皖南事变阴云骤起，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残酷迫害，像一把利刃划破了他们对“正统”政府的幻想。曾经模糊的认知在血与火中变得清晰：真正的抗日，从不应掺杂派系倾轧。思想的裂痕悄然蔓延，有志青年们逐渐认清形势，纷纷向信仰靠拢。贾起等人就在此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浙西抗战最前线剧团成员合影。站立者左四茹茄，左五吴联膺。

吴联膺亦是这群左倾青年中的一员，他生性豁达、不拘小节，说话随性，虽未被地下党组织发展入党，却始终与同志们站在一起。后来吴榕美笑着回忆：“父亲当时没有入党，但他也不知道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这份“不知情”反倒成了护身符。在浙西，吴联膺几次入狱，甚至被绑去 “陪斩”，却总能侥幸活下来，非党员的身份帮他躲过了最致命的锋芒。

未入党的吴联膺，却用画笔写下了另一种担当。在浙西，他为乡绅画像，一幅能挣100个钢洋（银元），要知道当时在供给制的情况下，每人每月津贴不过6块银元。这笔“特殊收入”，他几乎全用来营救被捕的战友同志，无意中拯救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生命。

岁月残酷，日记里的7位青年，最终只有4人活着离开浙西。洪宝鋆积劳成疾，1944年在浙西病逝时不过30岁左右；他的弟弟洪宝珊，更早就已牺牲在这片抗日的热土上。

贾起的牺牲尤为令人痛惜。1943年，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贾起与同伴朱小玲筹路费准备北上抗日，却被国民党顽固派抓捕，最终英勇就义。吴联膺急得四处筹钱营救这位十年老友兼义兄，却终究未果。贾起“联英救我！”的呼声在他记忆里铭刻了一辈子。

贾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联膺一直为贾起申请追认烈士，却因非家属身份屡屡受挫。后来他联系上贾起家人，贾起的家人又偶然发现作家张抗抗的小说《非红》——书中写到贾起的故事，而张抗抗的母亲正是当年的朱小玲。这位小说里的 “活证人”，最终助贾起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张抗抗小说《非红》刊载于1995年第二期《小说月报》上。

“贾起在浙西那般艰难困苦里，拼着命做抗日救亡工作，就因为信仰不同，就被他们杀害。这样的‘正统’政府，根本不可信！” 吴榕美这番话，道尽了父亲吴联膺当时的心境剧变。贾起的血，彻底击碎了他心中最后一点犹豫。

他决心逃离天目山。1943年，吴联膺带着刚生产的妻子和胞弟，一路冒着生命危险逃回上海，后经中共地下党员赵衡等人接应，由上海地下交通员护送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后，茹茄带着弟弟茹志雄、妹妹茹志娟，也在地下党的护送下抵达这里。这群在浙西完成思想蜕变的青年，终于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找到了真正的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吴联膺与茹茄一同渡江南下，投身解放上海的宣传工作，将浙西觉醒的火种，播撒进了新的时代。

尾声：山水记得，我们也该记得

重走浙西路的那些日子，吴榕美总觉得自己离父亲纸笔间勾勒的战火岁月那么近，离年轻时父亲的思想轨迹，也那么近。

2024年11月中旬，摄制组在浙西奔波10多天，足迹遍布10个市县、20多个点位。他们循着当年那群青年在浙西的迁徙路线，走进宁波、遂昌、龙泉、青田、安吉、临安、於潜、德清、余杭、嘉兴等地，逐一寻访历史的印记：民族日报社与民族文化馆的旧址，民族剧团和最前线剧团组建、演出的场地；浙西一中、二中及各地简易师范的旧迹，几位英雄校长曾任职的莫干中心学校、嘉兴一中，还有浙大芳野分校的遗存；茹茄曾工作过的小顺兵工厂旧址；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关押、枪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的西天目山南庵、坞子岭等地。这些承载着具体事件与奋斗足迹的地方，都成了他们采访记录的核心。

吴榕美（右）探访民族日报社旧址。

浙西二中旧址。

探访父亲当年“陪斩”的坞子岭，是吴榕美“离那代人最近的时刻”。她还记得去天目山禅源寺那天，一路大雨滂沱，抵达拍摄点时，雨却突然停了。吴联膺在日记里记录这段经历时，依着读音把地名写成了“乌猪岭”，这让吴榕美寻了许久都没找到具体地址。直到天目山保护区管理局的牛晓玲博士提醒，“乌猪岭” 或许是坞子岭，她才猛然醒悟，日记里的“猪”，大抵是方言发音的缘故。

吴榕美探访父亲“陪斩”的天目山坞子岭。

禅源寺在抗战中遭轰炸，禅房尽毁，只剩山门留存，之后才重建恢复。牛晓玲带着吴榕美看过当年遗迹后，一同爬上坞子岭。“我平时爬山能力很差，但那天心潮澎湃，一口气就爬上去了，连同行的年轻拍摄队员都有些跟不上。”

走在山路上，吴榕美仿佛看见父亲当年的身影。她忍不住想，当年父亲那样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人，走过这几百米时，心里是何等滋味？“或许正是经历过这些，父亲后来才成了那般洒脱的人吧。”

坞子岭山路，吴联膺曾走在这条路上“陪斩”。

牛晓玲也满心感慨：作为天目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她几乎每天巡山都走这条路，却从不知脚下的路藏着这样厚重的历史，山下埋着无数英魂。

每到一处，吴榕美都在触摸浙西抗战的鲜活历史。而父亲的日记，更帮她补上了许多历史空白，也让她得到了各地相关人员的热情接待。比如青田党史办的人，原本一直找不到当年民众教育馆的具体位置，正是因为她的探访，才最终确认了旧址。

吴联膺的日记，记下的是几个家庭、几位青年的浙西抗战史。这份个人视角的记录，终究成了大时代的生动注脚。

在纪录片《山水铭刻——重走父辈抗战路》的片头，吴榕美放上了她能找到的5位青年的照片——吴联膺、贾起、洪宝鋆、茹茄、吴联翔。团队用AI技术修复了老照片，让模糊的面容变得清晰，并在为纪录片撰写主题曲歌词后，修改了《浙西二中校歌》的歌词作为副歌，用AI谱了曲。“年轻人说，要用新方式让历史‘活’过来。”修复后的照片里，每一位青年都英气勃发、意气风发，可其中两人，已为理想与信念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浙西。

这正是吴榕美坚持拍这部纪录片的深层意义。她用镜头打捞的不只是一段家族记忆，更是一个民族在烽火中淬炼出的精神火种。那些年轻的面容在AI技术下重焕光彩，充满古意的校歌歌词由数字编曲的旋律再度唱响，恰是历史与当下的深情对话。当年轻观众透过屏幕看见前辈们的勇敢、血性与赤诚，那段岁月便永远不会褪色。吴榕美知道，自己脚下的重走之路，早已化作精神的传承之路——父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义与理想，终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铭记中，获得跨越时空的永恒力量。

30年追寻，她用一部纪录片重走父亲浙西抗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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